宋哲

有的人活在文本中。

事实上,所有人都活在文本中。

“我-世界”只是一个不甚精彩的模型。

 

“以制器者尚其象。”(《周易·系辞》)文字文本和视觉文本从不同的侧面试图描述造化。艺术家游走于文字与图像,编织和弥合万物的碎片——盲人摸象,这是认识世界的譬喻。

 

诚如《行动的书》所言,“脱开线性叙事的幻相,历史仍是一片汪洋,所谓‘当代’只不过是海面。而海面只是我们看上去的那层‘表面’幻相,实则与大海同体无间。……所谓‘当代’,就不过是不同世代当下性地同时在场。”审美经验既来自生物属性的感知,也来自于文化棱镜引发的体认。

 

观展的过程,于我而言,始终是不断遭遇神话与日常的碰撞与谅解。

 

物质弥漫于星际,生命诞生于海洋。《混沌》-《补天》-《归墟》之后,人类纪拉开帷幕。鲲鹏振翮,人类史是它垂天之云启动掀起的小石块。“野马也,尘埃也。”天穹之下,是无数的如同星尘的生命。

 

人-文明-人。从《山伯》的莽荒到《禹迹》的恢弘,再到《渔樵时代》的那些宏大历史的真正背景和角落,这是进入此次展览的一条路径。一个人和一个个人。一群人和一个人群。

《山伯》总是让我想到山鬼。“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楚辞·山鬼》)然而山伯并不“窈窕”(“子慕予兮善窈窕”)影像的原型是一位强有力的山民,他有着惊人的破坏力量,曾经因为短时间伐到几十棵树而让艺术家惊叹。他立在山巅,巨石被他敲击得硁硁作响,但似乎在镜头面前,他的力量也有所收束,击打时总是略有迟疑。经过艺术家的创作,他存在于一个完美的封闭时空里。区别于吴刚伐桂的徒劳和渺远,他行为的场所仿佛近在咫尺——“若有人兮山之阿”——这座山在意念中和山鬼的山是一座山。“杳冥冥兮羌昼晦”,雷填雨冥,风飒木萧。石泉松柏间,如同幽魂的人影。没有“离忧”,只有愤懑。他困在时空中,永无宁日。

 

从“铸浪为山”到“黄河青山”,其中的转换在于禹迹。洪荒草昧。“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尚书·尧典》)天地、乾坤、山水、日夜等等结构出无情的宇宙。

 

在中国的古代文化史上,有三次伟大的行走。大禹的行走,奠定九州,治理了洪水,抵定了华夏绵延千年的政治格局。孔子的行走,周游列国,删述圣学,华夏的精神结构得以形成,文明的格局得以孕育。司马迁的行走:“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是他追溯和确认华夏文明的方式,并且通过《史记》,完备了华夏文明的时空系列。行走的传统召唤着那些相信文明的人。大禹是这样的大地诗学的开篇。

 

“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渺远的古老歌谣与神话一起陨落,人的图景岌岌可危……劳作和行走构成了文本编织的线索。而民间史的视角和趣味,则使得艺术作品的编织游离于山水与乡土之间以及之外。“渔樵时代”这一作品没有那种经过文人修饰的渔樵的那种天然的雍容,有的是和劳作的羁绊。在自然中开辟道路,在自然中无声毁灭。

 

“禹敷土, 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尚书·禹贡》)禹迹昭彰,我们独行在禹迹旁的小径。

 

是的,我是黄河青山的浩瀚与洪阔中的一粒小石子。

七阵微风过处,我心匪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