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活在文本中。

事实上，所有人都活在文本中。

“我-世界”只是一个不甚精彩的模型。

 

“以制器者尚其象。”（《周易·系辞》）文字文本和视觉文本从不同的侧面试图描述造化。艺术家游走于文字与图像，编织和弥合万物的碎片——盲人摸象，这是认识世界的譬喻。

 

诚如《行动的书》所言，“脱开线性叙事的幻相，历史仍是一片汪洋，所谓‘当代’只不过是海面。而海面只是我们看上去的那层‘表面’幻相，实则与大海同体无间。……所谓‘当代’，就不过是不同世代当下性地同时在场。”审美经验既来自生物属性的感知，也来自于文化棱镜引发的体认。

 

观展的过程，于我而言，始终是不断遭遇神话与日常的碰撞与谅解。

 

物质弥漫于星际，生命诞生于海洋。《混沌》-《补天》-《归墟》之后，人类纪拉开帷幕。鲲鹏振翮，人类史是它垂天之云启动掀起的小石块。“野马也，尘埃也。”天穹之下，是无数的如同星尘的生命。

 

人-文明-人。从《山伯》的莽荒到《禹迹》的恢弘，再到《渔樵时代》的那些宏大历史的真正背景和角落，这是进入此次展览的一条路径。一个人和一个个人。一群人和一个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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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伯》总是让我想到山鬼。“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楚辞·山鬼》）然而山伯并不“窈窕”（“子慕予兮善窈窕”）影像的原型是一位强有力的山民，他有着惊人的破坏力量，曾经因为短时间伐到几十棵树而让艺术家惊叹。他立在山巅，巨石被他敲击得硁硁作响，但似乎在镜头面前，他的力量也有所收束，击打时总是略有迟疑。经过艺术家的创作，他存在于一个完美的封闭时空里。区别于吴刚伐桂的徒劳和渺远，他行为的场所仿佛近在咫尺——“若有人兮山之阿”——这座山在意念中和山鬼的山是一座山。“杳冥冥兮羌昼晦”，雷填雨冥，风飒木萧。石泉松柏间，如同幽魂的人影。没有“离忧”，只有愤懑。他困在时空中，永无宁日。

 

从“铸浪为山”到“黄河青山”，其中的转换在于禹迹。洪荒草昧。“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尚书·尧典》）天地、乾坤、山水、日夜等等结构出无情的宇宙。

 

在中国的古代文化史上，有三次伟大的行走。大禹的行走，奠定九州，治理了洪水，抵定了华夏绵延千年的政治格局。孔子的行走，周游列国，删述圣学，华夏的精神结构得以形成，文明的格局得以孕育。司马迁的行走：“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是他追溯和确认华夏文明的方式，并且通过《史记》，完备了华夏文明的时空系列。行走的传统召唤着那些相信文明的人。大禹是这样的大地诗学的开篇。

 

“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渺远的古老歌谣与神话一起陨落，人的图景岌岌可危……劳作和行走构成了文本编织的线索。而民间史的视角和趣味，则使得艺术作品的编织游离于山水与乡土之间以及之外。“渔樵时代”这一作品没有那种经过文人修饰的渔樵的那种天然的雍容，有的是和劳作的羁绊。在自然中开辟道路，在自然中无声毁灭。

 

“禹敷土， 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尚书·禹贡》）禹迹昭彰，我们独行在禹迹旁的小径。

 

是的，我是黄河青山的浩瀚与洪阔中的一粒小石子。

七阵微风过处，我心匪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