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汤南南（简称汤）

访谈者：卢睿洋（简称卢）

 

策展人按：我和卢睿洋是汤南南多年的朋友，常到他工作室喝酒聊天，我们与南南在年龄上相差二十几岁，算是两代人，在闲谈中总是对于他所经历的“风霜”和他口中的“生活哲学”有兴趣有疑问，他也总是从我们不知天高地厚的疯话中汲取对思想与艺术的热情。2020年5月底，在“黄河青山”展览的筹备过程中，卢睿洋到章苏村汤南南工作室小住，照例有“一夕夜话”。于是在汤南南对于自己创作过程的平实叙述之外，在诗人石可从艺术批评的角度对汤南南的艺术所做的中肯评价之外，卢睿洋着意与汤南南一同探究了为艺术家的创作状态打底的生活态度。

 

当晚在场的还有汤南南的学生毛恒予，她正准备出国留学；学生董兆麟，他刚刚考上汤南南的研究生；还有一位因这次展览的缘分结识的朋友马永哲，他负责后期剪辑，有操作穿越机的绝活。

 

3小时的聊天，他们喝掉两瓶酒抽掉一包烟，下面这段分享给大家的聊天记录是剪辑后的一小部分，很多话题只是埋下了种子。汤南南回家后，几个年轻人还意兴未尽，回顾谈话，都觉得可能由于氛围过于热闹，有些话头有待冷静挖掘。永哲还说“要红红脸才能出效果”。也许下次要从汤南南说的“还是会非常痛苦，但是有些人已经不痛了，我是会的”谈起，从大家各自的切肤之痛谈起！

 

卢：我试着起个头，前几天在路边吃饭，你说你有几个学生一定能做出好作品，我说，能去做“艺术”做真幸福！“艺术”这个词被倒空又填满，兜了几个圈，尤其在你这里，我们还是可以说艺术家身上有某种“本质”。

 

你自己会说，你的创作状态有点“偷着干”、“没自信”、“只关心有感的东西”，然而对这些随口说法没有进一步的分析——你“偷摸了”什么？你在创作自述里提到的朴实、真挚在今天如何重新谈起？因为甚至zqsg（真情实感）都变成一个调侃的词汇了。我知道，石可老师对你有特别的评价，也跟你聊过不少，对于以上问题，你们展开谈论过吗？

 

汤：我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前，石可给我的作品做了些分析。他认为我对这个世界的问题把握得很准确，特别是《居凰》《诗酒趁年华》《刺船》《铸浪为山》。他叫我到威尼斯要自信，还让我不要解释太多，因为总是把自己的作品解释得小了。他还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你看出了世界的问题，什么时候给出了答案，你真的是会传世。

 

卢：我昨天也跟魏珊说起这个。你的展览总会收到很多不期而遇的好评，也有人被你的朋友圈照片打动，但如果我们把“标准拔高”来谈论是不是能“传世”，就要涉及石可老师讲的大意义了。他说你的感觉很准，也许你自己也理不清楚，但你回应了这个时代的某种症状（按照你自己的叙述，你被那个逆行送钥匙的小哥哭诉的视频触动，或者你感觉大家都活得太累了）。

我的模糊印象是，石可老师把你放在两个关键点，一个是“浪漫主义”，一个是“现代性”（整理时发现这一点是记错了）。现代性说的是人没有归宿，无限发展替代了神的无限，也就是祛魅和世俗化，神秘的东西被科学、合理化给干掉了。而浪漫主义，他指的是在卑微的东西里看到神光。这么来看你的作品是“意义最大化”的。

然而他说“如果你能给出答案”，意思是答案还没有给出，或者说还不自觉，也就是说还不算数。

 

汤：我看威双，以及后来的卡塞尔文献展和明斯特雕塑节的时候，都在想这个问题。我在威尼斯待了几个月，后来又去托斯卡纳的佩鲁贾、阿西西、锡耶纳；从希腊雅典到科斯岛，再到土耳其博德鲁姆、伊斯坦布尔；八月我又去了德国、荷兰、比利时和法国，整个过程我都住在当地人家里。

我在柏林的房东是一个作家老太太，每晚与她喝酒聊天，了解了一些他们的困扰 ；到了卡塞尔，我住在一户农民家，跟他们没有什么好聊的，但是一起过着普通家庭生活，同户的另一个房间住着分别来自德国和瑞士的同性恋情侣，从事与艺术相关的设计和研究工作，也聊了很多；在荷兰与北欧乐队Kate Boy主唱谈合作，在巴黎参与一部戏剧的视觉制作等等。这些经历让我对欧洲有所了解，觉得石可的判断是对的。

我还特地去了梵蒂冈和佛罗伦萨乌菲齐宫，但从我最崇拜的大师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提香、卡拉瓦乔，都没有找到答案，你知道我找到了谁吗？是波提切利！有一张画画的是四五个年轻人从草地远方迎面走过来，看上去像四个富二代，穿着华丽的纨绔，拿着酒，朝着观众大步走来，好像是要去哪玩，或者是玩够了往回走。我觉得这张画里的气息就是我要寻找的。很奇怪，那年最能震荡我的，不是双年展上的作品，也不是古典大师的神性题材，不是《春》，也不是《维纳斯的诞生》，而是几个十六世纪的年轻人的生活片段，你刚才说石可提到了世俗性，这个可能就是我要找的答案。

还有个挺不寻常的经历，你知道我在很多人的场合通常都不敢讲话，但在威尼斯，当那些记者和批评家都在猜测中国馆的主题和中央政策的关系时，我觉得我给了个很满意的回答。我说，我来自南方的一个小城，所有的政治波澜到那里都已平缓了；我说，我们是一个有很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地方，有自己的语言，很重视家庭和亲朋好友，还是熟人社会，每天耳濡目染的就是普通人的生活；我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绩不是某些政客搞出来的，而是我们这些普通人，10亿中国人每天工作8个小时弄出来的，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所做的艺术就是中国的艺术，不是在给什么政府把脉；我说，你们问的这些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我在二十四史里看到很多了，在山西晋祠有一棵3700年的柏树，这棵树会怎么看人的政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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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世俗性这个词很丰富，可能我刚才讲太快，也可能我把石可老师的话记错了。我说你在回应现代性，意思不是你用世俗化来回应，而是你在回应现代性带来的世俗化。比如新教的伦理说，辛勤工作本身就是荣耀上帝，但在中国没有这种改革和颠倒，现代性的世俗化和你说的“普通人的生活”有区别，虽然都被叫做世俗。

 

汤：我不了解新教，但在中国就是“未知生焉知死”啊，就是要好好过日子，重视这个臭皮囊，别人可能想把它抛掉，但我就是想好好伺候它。

 

卢：但臭皮囊里面还有你说的敬畏和“黑暗中的神秘”，对吧。而祛魅去除的就是这些，这些超出人的神秘力量。但你说的神秘又没有宗教意义，你的臭皮囊和祛魅又是不同的。

 

汤：是吧，我觉得人应该有一种自知之明，一种谦卑的态度，应该给未知留一点空间。

 

卢：我觉得还没把里面的复杂讲出来，你看，你竟然在波提切利的一张不务正业的画里看到了答案，他本来应该要接教皇的单子，他画了这些普通人，而你感到里面有特别的意义。粗糙的说，“普通人”的生活里没有一个上帝死了的事儿，不是上帝死后落入了世俗。你说你看到的波提切利的画中的东西，或者你感到的百姓生活，里面那种绵绵不绝，甚至是“苟活”的那种力量，里头还保留着敬畏，这和相信现代技术人定胜天，是两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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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你说的没错，苟活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是一种坚韧，在我拍的那位“山伯”、厨师老甘身上都能看到。厨师老甘酒足饭饱后开着摩托车带我下山，在非常颠簸的危险的山路上，用带着酒气的散淡语调大声跟我说起他儿子十三、四岁时候突然去世的过程，他的那种语气，就像摩托车带起的一阵风，像是对山说话，但对我来说是阵大风啊！这种事情要说出口，应该是很严重的氛围吧，但是他就随口一说哈哈大笑，他对现在的小儿子照样充满了希望，对生活也很乐观，好像那是一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我说不清这是什么力量，就觉得我周围的世俗生活可能蕴含着答案，最近做的作品其实都跟这个有关系。

 

卢：本来我是想借石可老师的两个关键词来发掘意义，所以一直在逼问“答案”是什么，但反过来，你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汤：我看到了很多有名艺术家的作品，却都不吸引我，而我其实很愿意学习的。比如说，一个5分钟的镜头，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就不好意思干这种事，凭什么让一个观众跑老远来看这个？艺术家哪来的勇气做出一个十几分钟甚至几小时的作品，却什么都没发生？所谓“背后其实有观念”，这非常可笑，像我这种来自小城的人，就会认为，你算老几啊，连自己的三餐饭都搞不明白，还给我提供什么理论和观念？很多作品很莫名其妙，总是需要有一大套逻辑说明才成立，真的是自欺欺人，我就是不服气。还有很多影像，要配很多吟诗般的呓语和字幕，好像在说梦话，我也反感，一件视觉作品为什么要讲那么多话？难道电影电视小说论文里讲得还不够多？

我看不到好看的东西，或者说比较少。而且大家好像都在那么做，我们的学生也在学着那么做，我觉得不对。我想做的很简单，第一不叙事但看得懂，第二站着看5分钟不会烦，第三最好能卖得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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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你是从艺术从业者应该回馈观众的角度，认为你应该去做好的作品。但跳出艺术这个行当，或者按石可老师的话说，你对时代有某种把握，虽然不是理论上的，但你有50年的阅历，有各种奇遇，如果指向更大意义上的艺术，你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

 

汤：嗯，这问到最核心的点了。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我的生活和周围的人一样不由自主，常常看不清现实的方向。我虽然已经50岁，但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人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伤害你，还是会非常痛苦，有些人已经不痛了，我是会的。而且我一直没给自己定位，这就是为什么我跟你说，我在做作品的时候会不自信。我在美院读博，当了老师与教授，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这些都不足以让我自信，因为我从来没有把这些戴在头上，只是想做东西，和艺术圈在干吗没什么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觉得自己在“偷着干”。我教过很多年书，但不像大学老师，我是个艺术家，但跟艺术圈不太有来往，这并不是看不起谁，我就是简单生活着，没有给自己固定一个圈子一个身份。我甚至还不是一个爸爸，你可以说我逃避，但我确实是活生生的一个人。

我因此尽量说普通人明白的话，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作品总有不期而遇的知己观众。我看不懂学术性很强的专业词汇，但对这个时代的中国人面临的问题我是知道的，要解决什么问题是明白的。我很高兴作品感动普通人，普通观众的观感对我更有效。

 

卢：你刚说，有些艺术家连一日三餐都搞不明白，我就想起去你家里的感受，觉得你的作品和生活比较统一。你常说自己随遇而安，但又是很讲究的，坚持品质，日常生活细节中的知识没有退化。

 

汤：对，这就是我说要对臭皮囊好，我也尊重温饱之后，这个臭皮囊的幻想和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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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和那种苦行僧式的艺术家形象很不同，月亮和六便士好像要二选一。

 

汤：我是世俗的人，贪生怕死、好逸恶劳，这些毛病我都有。我也没什么自信，就是一种本能和本份，我不会唱高调，高调高付出，低调低付出，我喜欢偷着干，偷着乐。

 

卢：“本份”这个词很多时候被用得很没劲。

 

汤：本份就是做好自己的事。努力的目的是解决生活和生命的问题，人之所以要学习、要有智慧、需要想象力，是为了解决生活中遇见的问题，而不是说，“我是来搞创作的！”

 

卢：不是要搞创作，但同时你又做了创作，比如你说的做《广陵散》这件作品，灵感就来自你看到厨师开一瓶啤酒，创作和你的世俗生活有奇妙的关系，到底发生了什么？

 

汤：我也不知道，但是比方说，为什么我很喜欢毛毛（毛恒予）的毕业论文？她写自我对话，作者和创作的关系，很多艺术家都在谈论他们对社会的反应和贡献，却几乎没有人谈做了作品以后，作者本身受到什么影响。这就是我觉得毛毛的论文珍贵的地方。我刚才说了，我觉得人的智慧和能力是用来解决自己的生活，不只为了做艺术，但是我又做艺术，听起来很矛盾。我做艺术是因为这是我唯一擅长的事，我的目的是要把我的生活过得更好，而不是为艺术而艺术。

 

卢：更好怎么讲？

 

汤：就是做作品不但做得好，做完会开心，还能卖钱，对不对？你有过跑很远的路去看一个知名艺术家的展览，却看见一堆空洞无聊的样式的经验吧？我就常由那种无聊失望而带来很多愤怒情绪，不过也有因为看见一件好作品而生出快乐和不孤单的幸福感。

另外，难道艺术家的任务就是以艺术的名义把生活过得很糟糕吗？为什么艺术家总是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和生活，为什么贫穷邋遢才是艺术家的标签？我当年买宝马车，一个藏家很愤怒地跟我说，你不能买宝马的！我说我知道，你就是希望我又穷又脏，留长发穿破衣服骑自行车嘛！但我是要喝酒吃肉的。我觉得人首先要学习把自己的生活过好，要自律，一个50岁的人没有自律，是没有健康的，我为什么要拖一身疾病跟我一起生活？

 

卢：那你得加强运动。

 

汤：我挺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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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说回这次的创作，你写下的创作动机似乎很简单，你说你看到那个送钥匙的年轻人的视频，就想去西藏找不一样的东西，好像是身体的反应，没有什么道理可言。但这背后是有种种条件的，比如你有一个藏族学生洛桑。

 

汤：没有洛桑我也会去一个地方，虽然可能不是玛曲，但我肯定会去一个地方。

 

卢：写成几句话就显得简单，西藏本来也是一个标签，所谓和都市相对，是一方净土。而且，如果我天天996我怎么去？

 

汤：这就跟刚才说的绕在一起了，我确实有能力出去，不是突然就有的。我读了30年书，牺牲了那么多东西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也跟大家一起996吗？过去多年的付出可以让我随时都可以出去，而且有能力组织一个团队一起去。还是刚才说的，艺术家除了创作，有没有能力解决生活的问题。

另外，吸引我的不只是西藏，还有7个藏族人，都是诗人，都会汉语。如果只是作为游客，不太可能跟藏族人深度接触，这一次我们直接接触到最原始的游牧生活，还可以跟藏族知识分子对话。

但其实还有一个核心，在1999年就产生了，那就是年轻人在自己的梦想和社会现实间的挣扎。我有一篇文章还没写出来，讲的就是这段挣扎：

我考完研究生以后，不知道考试结果，给诗人方南写了封信，谈的都是对未来的焦虑，而他也面临着他的问题，他因为迷恋诗歌辞去人人羡慕的好工作；

我在康定碰到藏族女孩戈错，她被藏族在欧洲的基金会选送到欧洲留学，面临着要不要离开西藏放弃家庭的问题；

在路上跟我同车的四川遂宁小伙子小余，因为生活所迫，倒插门到雅江的一个藏人家里，他是一个很窘迫却热情的小男人；

我在理塘看见十四五岁的好看的小姑娘把门牙拔了，换上大金牙的风俗；在波密碰到了一个深圳来的年轻人，他应该是第一代互联网人，他的旅行是因为犹豫互联网是不是值得做；我在丹巴认识中南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年轻人小戴，他分配在成都市政府单位，为了尽快升职分到单位的房子，他选择到偏远的炉霍下基层，但是又割舍不掉成都的好日子；

在大昭市广场画速写的时候，一个老奶奶让我画一个年轻人，说他很厉害，已经从阿坝磕长头到拉萨三次了，每次都要花一年时间，我第一反应是问他这三年带了多少钱在身上，他说什么都不需要，我问一路上吃什么，他说磕到一处就有人给他东西吃。这个磕头小伙对我是极大的冲击，我那么挣扎那么努力就是为了不要只是为工作和生存活着，而他只要按照经书的指引，什么都不用管，所有的藏民都会认同他的做法，帮助他。

所以你看，我一路上碰到的全都是1999年的年轻人面对未来的选择。这篇文章叫做《草原上开满了鲜花》。这次藏区拍摄就是为了在20年以后再去找那个东西。这篇文章我一直写不好，它涉及的问题太大了。

另外我还在写一篇名叫《山中一日世上千年》的文章 ，“山中”说的就是我向往的田园生活和藏区干净明媚的地方，但是我逃到藏区、山里做出来的作品是针对我在杭州遇到的问题。杭州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最先进的地方，好玩的是，我在杭州章苏村工作室里，想的都是山中的悠闲时光。

这就是人的进和出的矛盾。人们都喜欢安静的环境、自然的空气、美好的阳光，但是又非得进城不可，要享受互联网带来的便利、要担起各种责任、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你说你怎么办？现在的人到底该怎么办？这可能是最大的问题。从1999年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解决。

 

卢：是不是还恶化了？

 

汤：我觉得是恶化了，所以那个年轻人在街上哭的视频会震撼我，这已经有20年的漫长铺垫。

 

卢：你说你20年以后要再去找，是去找“草原上的鲜花”吗？

 

汤：这话是那个藏族女孩戈错跟我说的。当时我不愿意上班，想当艺术家，但是又不想为钱创作，觉得应该先当大学老师，那就得先考研，但是能不能考上我不知道。不愿意上班又考不上我怎么办？那就死路一条了。所以我很焦虑，硬着头皮往前走，刚好大雪封山被困在旅馆里。当时康定只有一个旅馆，叫人民旅社，我和女孩戈错都被困在那里，她长得很美，已经结婚了。她说，可惜你是冬天来的，如果你五六月来我们草原，不是这个样子的，草原上开满了鲜花。

她说，以后要是不开心了就到草原来，我们家在石渠县蒙宜乡；她说，我还有四个妹妹，都跟我一样好看。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一路都很迷茫，听到这些心里就想，我还是可以拼一下的，大不了我就到草原上，还有四个人等着我！哈哈，这其实是一个梦，帮助我坚持不为钱而工作的梦。

现在讲起这些像个笑话，但你从方南当时的诗歌里都能读到这些。我也不知道这个女孩后来有没有去留学，我还有与她的合影，当时酒店里光线很昏暗，我把相机放在电视机上自拍的。时隔12年，这张照片在2011年才被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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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那你后来的这趟西藏行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去康定？

 

汤：99年以后我起码去了三次康定，它的商业化程度、现代化程度令人害怕，完全面目全非了。所以我这次直接绕过康定，回程时也是这样。

 

卢：一开头我提到“现代性”，你说这个东西怎么才算个头呢？

 

汤：对啊，所以记得有人说我的作品里有一种非常残忍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没有路的，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你看我拍《山伯》《入塞》《渔樵时代》这些孤独的劳动者，或者《刺船》，难道不是吗？

 

卢：刚才是说，两种不同含义的世俗放在一起，现在又是找答案和没有答案放在一起。《刺船》很像尼采说的现代状况，行到汪洋大海里，怀念起陆地，但已经看不到陆地了，也不知道往前驶向哪里。同时，你还有很多别的作品，包括《铸浪为山》、《诗酒趁年华》，包括你论文写“现代的乡愁”，在没有路的状态下，在那个实体的寄托已经不存在了，康定已经面目全非了，但你好像还是有某种归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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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我记得许江院长看我的毕业展后说我的作品的结局都是悲剧的，是不归路，但是在不归路上又非常壮阔，是雄健的。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矛盾，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看上去好像很悲观，但实际上又充满力量。

 

卢：想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里头没有一个本体，一个上帝，一个终极的归宿来担保，以变为常。所谓的常就是在变化中“自强不息”的状态。

 

汤：我承认这个东西，我说我需要黑暗，需要神秘的东西，就是要对未知的事情留有敬畏的空间。作为一个人，你那么渺小，你干吗去猜测这些东西呢？你想干吗？想当上帝吗？为什么就不能好好过日子？

 

卢：又落到了过日子上！几次说到“日子”，分量不同。过日子、搞创作，普通人、艺术家，你1999年决定要做艺术家，现在会怎么讲艺术对你究竟是什么？

 

汤：很简单，我从小喜欢画画，读中专时受的是大学水准的教育，我很用功成绩也很好，而且16岁就目击“厦门达达”的现场。本科在厦大也受到很好的熏陶，但是这些经历不足以让我想当艺术家，为什么我在大学毕业5年后的1999年才决定从事艺术工作？原因还是在于这是理解生活、看明白自己之后的选择。你明白吗？不是因为我学了艺术，就该当艺术家。相反，在厦大那会儿，我跟方南互相调侃，他说你画的都是什么东西，我说你写的都是什么狗屁，可能当时都是这样看艺术家和诗人的吧。直到我大学毕业以后，到社会上工作了两年，又休息了两年，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我想当艺术家，因为具它备一个条件——做一件事不用跟别人商量，这是最核心的。和别人争执我总是会受伤的，到现在还是这样，我不愿和别人发生无畏的冲突。

第二，我再也不想朝九晚五，作为一个人，凭什么非得去上班不可，对不对？

第三，艺术还具备我喜欢的秉性，比如画画可以沉默，可以消化情绪化解焦虑，还能卖钱养我的影像创作。

我对现实的态度是很激烈的，但是我又很温和，我不想把精力放在争论一时的是非对错。这就是我说的本份，我在生活上很克制，把对生活的激烈态度都放到作品上了。

 

卢：你说过，你不想老是重复画那些经典母题了，除了画画，你也做影像。这里头有个问题，新的技术让你有新的创作可能性，比如你可以自由地做影像后期处理，但它也改变你看东西的方式，在你做作品之前就改变了，在你的学生身上尤其明显。你是怎么感受和处理技术对创作，对画画的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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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我还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看这个事的。你看，人怎么可能不面对电脑，不面对技术？但是同时，作为一个人，怎么可能不需要沉默，不需要动手做手工？如果我不想说话，需要沉默来消化积虑，我就开始画画，这是我的生理需要，和技术无关。但画累了，心里也干净了，这时候我就想学习，想出去看看，我就开始旅行，在路上摄影和影像创作。我做这么多样的作品，不是因为技术，而是生活的需要，只是我把创作和生活融合的比较好吧，生活多样创作就多样，生活有趣，创作就有趣吧。

制作《山伯》的时候，把背景的蓝天换成黑色，就是强调劳动者的孤独感，很专注，专注导致孤独，它其实让人进入另外一个空间。我摄影的最好状态也是这样，拿着相机走进一条巷子，外面的现实都没了，就看到一个时空隧道，所以才会拍出那样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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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我拍的竹子、酒瓶、海浪、断河、劈山，里面的运动都很简单，但好像可以一直看下去。前年春天，摄影师倪飞帮我拍桃花，只拍一个动作，把树枝掰到极限，等它弹出去，再摇回来。倪飞说，汤老师你好像喜欢像海浪那样循环往复的运动，好像没有时间感。我觉得他说到了我这几年影像的一个变化。

 

卢：没有时间感很关键，你说过画起画来可以废寝忘食画一天，然后放下画笔，又落回“人间”了。这次展览前言中提到你觉得“身边的朋友们都疲于奔命，不知被什么力量驱使，一个巨大的漩涡似乎要把一切吞入”，做艺术把你从这里头拽出来。无论画画、摄影、影像，总要有某种方式进入另一种时间，这也能接上最开始那个模糊不清的问题，你把握到的这个时代的问题。

最后问一个问题，你说20年前你迷茫地去西藏，20年来你越来越深地体会到本份，尽量避免和别人和外部发生无谓的冲突，但这段时间外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说20年前你和你自己是有内在冲突的，像是化合未定，但这种冲突也许藏在某处，你还在寻找答案，会痛，尤其是最近这次展览你找到了新的创作方式和状态，我想问你此时的内在冲突是什么？

 

汤：木心在诗歌里说从前很慢，一辈子只够喜欢一个人，听起来很文艺，但那种一个下午怎么过都过不完的时光还能再有吗？现在永远有个东西在鞭打你干活，还没醒来就开始忙活了。我们什么时候闲得下来？要不是疫情，谁还能在家里闲三天？这种对时间的切割，已经把人切成无数的碎片了。我们再也无法平静下来了，这就是石可说的“不允许孤独的时代”。

在博洛尼亚，世界上第一所大学诞生的地方，全都是大学生，他们习惯每天一杯咖啡，聊尽天下大事。他们问我中国的大学生都在聊什么？我说，我们没空聊天，中国10亿人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他们都傻眼了。我也闲不下来，这是个问题，我的冲突在这里。

刚才说了一大堆我努力改变的话，所谓靠自己的智慧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我在经济上也独立，教课也不多，本来应该如1999年的想象，不用干什么、不用跟别人商量、一个人呆着。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么多这么大的个展？我为什么现在闲一个星期，心里也慌？三年前，我就希望自己晚上才看手机回复信息，现在还是做不到。我的努力也在把我变得很忙啊，这很好笑吧，冲突在这里。

所以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疫情这段时间，真的让我闲了三个月，心里是有点难受的，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没了。但回顾一下，那些老三届，那些今天的栋梁之材，他们十年上山下乡，曾经闲过无比漫长的时间，那个年代真是“闲得蛋疼”，我们今天没有蛋疼了，只有心疼。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这个时代的浪潮实在是太大，即便我从20年前就想着独立，到现在越来越有独立的资本的时候，也仍被裹胁着往前走，这是个大问题啊。如果接下来要结婚生小孩，这个浪就更大了，我就死定了，哈哈哈！有个朋友跟我说，不要晚节不保啊，单身一辈子吧！

 

卢：哈哈，今晚聊的感觉是一个化合未定的人在攻一个50岁的堡垒，要我说，今天没有“晚节”了，“早-晚”都搅浑了，我们都刺船而去吧。